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

1 民族識别工作的意义 
  1.1实现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都曾受到过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甚至是民族虐待。最为典型的便是元代时期,元世祖时将帝国境内的国民分为几等:蒙古人为最高等,其次是色目人(主要指西部各民族),然后是汉人(包括汉人和原来被金朝统治高丽、女真、契丹等族),南人为最低等(原南宋境内各族)。[1]当时出台了很多民族歧视政策:比如刑法上规定汉人不得打蒙古人,蒙古人殴打了汉人却可以免除处罚;征敛方面免除蒙古人全部和色目人三分之二的赋税,汉人和南人则要全额缴纳赋税。这种极不公平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得元朝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逐渐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党和国家可以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让全国各族人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各民族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民族间团结、互助、友爱的氛围越来越浓,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 
  1.2民族理论的重大实践 
  理论脱离了实际就只能是空想,理论的适用性与否也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学者们利用这个浩大工程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为学科更好地发展,为以后更好地开展民族调查工作提供了依据。[2]很多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没有必要,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彝族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民族定义本身的模糊性、中国的历史悠久性、各民族之间长时间的交流融合使得民族身份确认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鉴于中国国情,已经没有完全“纯粹”的民族,所以民族识别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学者们应该以更加“宽容”的心态来看待这次的民族识别工作。国土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历史如此悠久、历时如此之长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这种尝试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1.3保护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组成了璀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次识别工作收集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民族历史文物,拍摄了很多记录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图片和影像资料,整理出的典籍、文献资料、地方民族志有上百多种,文字达一千五百多万。研究者门从典籍和文献中了解到许多民族族称的起源和演变,历史上的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状况以及风俗习惯与当下的联系。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对各民族影响日益深入,这些传统保存下来的挑战越来越大,国家的支持加上学者们专业的保护,使得这些东西能够长时间保存下来。比如,随着国家通用语的流行,年轻人觉得没有必要再说自己的本族语言,语言面临着没人说甚至灭亡的困境,专家的介入可以把语言标准化并且可以通过他们的研究让语言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1.4促进民族学理论的中国化 
  民族学人类学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是舶来品,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主要依据是苏联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该定义是斯大林研究欧洲上升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完全照搬斯大林的定义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灵活运用民族的四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民族识别应当由客观标准和民族意愿相结合的原则,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为识别工作的顺利完成扫清道路。更有意义的是在这次伟大实践过程中民族学家可以创造出我国自己的理论,并且在不断反复中使理论不断完善。
1.5促进多学科的发展 
  民族识别工作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众多学科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包括理论为专长、实地考察为专长等都参与其中。工作过程中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现实情况,自己的理论假设不断得到实践的检验。经过民族识别工作之后,很多参与者在日后成为各学科的骨干和带头人。它就像一场战争,无形中培养了既会理论又懂实践的军事将领。 
  2 对民族识别工作的评价 
  2.1 依据客观且操作可行 
  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的关于民族的定义,斯大林在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一书中对民族的定义做出科学的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到目前为止,民族还没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定义,斯大林的定义全面可操作,应该说采取这个定义作为基础是可行和有效的。加之前苏联与新中国同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民族识别的经验。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实情和各民族的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具体表现为:第一,工作组成员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和多层次,从多角度证明,能极大提高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第二,重视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有特定历史上的特定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文化特征、民族意识等的共同体,都有可能是“民族”,并且认真地进行求证。 
  2.2整个过程缜密而严谨 
  民族识别工作从开始到完成对56个民族的确定,历时四十余年。这漫长的四十年并不是整体工作量的简单衡量,而是一个不断反复、不断认识、不断修正的过程,确保得出的结果更加可靠,将主观臆断的情况降到最低。四十年的时间里,工作人员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以时间为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用文献资料、口头传说、语言文字等各种资料,综合运用各种学科方法进行分析整理。第二个阶段为实地考察研究,对不同民族的不同的支系进一步识别,然后进行归并。第三个阶段为综合前两阶段的资料全面对某些族体进行恢复、更改和合并。 
  2.3实践标准可行 
  实践标准来自四个方面,即民族特征、民族意愿、民族的名称与历史和就近认同。民族特征即为可以区别不同民族的各种特征,比如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渊源、物质和精神生活等。民族意愿即必须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4]民族的名称与历史标准特别强调民族的名称,包括自称与他称,弄清楚自称与他称以及它们的历史渊源对最后的民族认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就近认同指的是有些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清楚、但有些民族却在长时间的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过程中使得这些轨迹很不清楚,对其民族身份的认定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工作人员就本着民族团结的原则,把相互近似即语言基本相同、特点相似、地域相连、经济生活联系密切,并且有认同意识的尽量认定为一个民族。这些原则是民族识别工作人员在长期工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标准,各标准相互补充,使得工作能顺利进行下来。 
  2.4民族特征侧重合理 
  对于民族定义的各种特征中,民族学家最终选取了语言特征为最主要的特征。选取语言特征有它的合理性,因为语言谁都在说,相当于人类本身特征的外延,而且很多群体还有自己完整的一套语言文字体系,即使没有文字,不同的群体在语言方面多少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如果选取宗教,有一大部分群体是没有宗教的,也有很多群体宗教是相同的。如果选取文化,文化的范畴太大、太模糊,难以进行实际操作。当然语言也不是万能的,有些时候区分性还不是太强,当出现区分性不强的时候就可以参考其他特征。总之,语言特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选取的最合适的中心特征。 
  3 民族识别工作的问题 
  3.1 受到民族识别之外因素的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前期,统计汇总上报的民族名称达400多种,这明显超过了中国境内实际的民族数量,我们也不排除数量的增多是因为同一个民族有不同的支系和不同名称的可能性。有一点是肯定的,民众上报的积极性很高,难道仅仅是为了户口本上把“民族”一栏修改一下吗?工作人员以民族团结为根本,非常重视上报的每一种情况,加之就近认同的标准和民族识别的困难让本来不是少数民族的汉族群体看到被认定的可能性。人都有想生活得更好的动机,确定了少数民族身份后将得到政府更多地照顾,而且能当家做主成立自治区。[5]但是,国家财政被错误地运用于这些群体后,比他们更加贫苦的群体却得不到支持。 
  3.2忽略底层人民的声音 
  虽然民族识别工作历时40年之久,但是1965年之前就已经大体认定了53个少数民族。可以说民族识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调查。通常采用的方法就是找当地的上层人士做访谈,询问一些基本信息,比如民族的自称与他称、语言、历史等。大体确定信息后究竟认不认同确定的民族身份也只能与当地的上层人士商议。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依旧贫苦,改善的幅度与全国经济发展程度严重不符,真正收益的还是民族群体中的“上层人士”,也就是说各种民族优惠政策成了少部分群体攫取利益的工具,这显然有违当初民族识别工作的目的。选择性地听取某一小部分人的声音而忽略了大部分人的声音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3.3参照系選取不合理 
  民族识别工作的匆忙使得工作人员只能以某个典型的被公认的民族群体为参考,来确定其他群体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支系还是不属于这个群体。比如,当时以凉山彝族作为确定某个群体是否为彝族的标准,可是彝族不仅仅只有凉山彝族还有新平彝族,这样操作造成识别不准的情况,因为凉山彝族并不一定能代表“真正”彝族这个群体。最好的做法是多选取几个彝族群体,并且随着识别工作的开展不断把已经确定的彝族群体加入到已有的样本中来,这样才能使已有的彝族群体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彝族总体。
 3.4行政区划限制了专家之间的信息流通 
  民族识别工作由政府主导,学者、民族群体和政府共同参与。政府主导自然会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即各省之间是平行没有交叉的,而且识别工作的成绩越丰硕即识别出的民族数量越多政绩越好。各省隐性的竞争关系使得信息的流通成为奢望,这样的结果便会造成被识别出的民族数量比实际多,因为同样的民族可能分布在不同的省份,而在不同的省份给了他们不同的名字,但是两个群体实际上属于同一个民族。 
  3.5意识形态的烙印重 
  包括马戎在内的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提出国内的一些民族是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下构建出来的民族,其中典型的就是彝族。人类的认识能力终究具有局限性,只是客观世界的大体的反映,永远不可能绝对精确,加之民族定义本身的模糊性使得差错在所难免。根据聚合理论,如果分类基本符合事实,人们便会把这个世界变成分类的样子。[6]关键问题不是分类本身而是分类后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相关的调查研究显示:由分类带来的各项民族优惠政策不仅仅在汉族群体中有诸多不满,在实际受益的民族群体中也有不满,他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的歧视,因为优惠政策有暗示少数民族不如汉族的嫌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用人单位用人为贤,通过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学生却又在求职过程中遭受挫折。 
  3.6沒有结合客观的指标 
  没有结合客观科学的依据是民族识别工作最受人诟病的地方,没有这些依据不可避免会走向主观臆断。客观的测量类似各族群体质的测量不能作为鉴别各个民族的唯一标准,作为参考的标准之一还是合适的。有学者认为民族是文化范畴的概念而不是生物范畴的概念,但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的范畴应该建立在生物的基础之上。这样做可以心里不慌,更可以让不同群体归并为同一民族的人们更加的认同。[7] 
  民族识别工作在大家的认知中早已告一段落,但是并没有真正结束。比如云南还有70多个群体尚待识别,贵州大概还有60万人没有得到识别。[8]虽然这部分群体相对于整个国家可能微不足道,但还是应该给他们平等被识别的机会。如何让处理这个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学者的极大挑战。笔者认为比较稳妥的方法还是通过民族学专家的实地调查和文献历史研究尽量找到这些未识别民族和已识别民族之间相似的地方,然后对其进行归并,尽量不要在另外识别。 
  参考文献 
  [1] 唐建兵.也议“民族识别”与中国民族问题——与马戎教授商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1):36-41. 
  [2] 陈兴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识别[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3):18-21. 
  [3] 华辛芝,陈东恩.斯大林与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4]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前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5] 陈兴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识别[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3):18-21. 
  [6] 刘琪等问,墨磊宁答.“民族识别”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7] 邓思胜,王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影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0(1):16-20. 
  [8] 木薇.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回顾与反思[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3):28-33.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11-25 10: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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