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央历次代表团入藏

一、北洋政府时期 
  1912年6月12日,北洋政府曾分别在派杨芬、姚锡光作为“劝慰员”;1912年12月马吉符、姚宝来为“册封专使”,温宗尧、王人文为“西藏宣抚使”;1913年6月至次年7月陈贻范、王海平“西藏宣抚使”,凭借中央政府赋予的政治身份,他们试图进藏恢复中央与西藏的正常关系。内陆进藏困难重重,海路入藏也百般阻挠。英印帝国主义觊觎西藏已久,蓄意干涉西藏事务,导致“劝慰员”、“册封专使”在印度受英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未能进藏完成任务。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西姆拉会议”,会议由于严重歪曲事实,温宗尧、王人文两位“宣抚使”愤然辞职拒绝参加会议,陈贻范、王海平两位虽然重新担任此职,也因为英藏代表不顾事实致使“北京政府”不承认《西姆拉条约》的合法性。1919年,罗勒默扎布郡王等人藏,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与达赖十三世商榷,先允驻藏办事长官陆兴棋入驻拉萨办事,但达赖十三世坚持须俟中英间一切问题完全解决后始能准陆氏入驻拉萨,此时碍难邃允。政府对之,亦无如之何”可见成效也不是很大。 
  十三世达赖喇嘛经过多次与英印政府代表的接触,逐渐发现他们对西藏居心叵测。他开始由“亲英排汉”的方针转向采取两面利用、两面应付的“骑墙”政策。北洋政府面对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为避免丧权辱国遭人讨骂,公布了大量有关英印政府对西藏的不法企图,并且积极组织人员进藏,加强双方的联系与沟通。 
  民国八年(1919年),北京国务院电咨当时的甘肃督军张广建,积极组织代表团入藏慰问。八月,张广建选拔了甘肃督军署咨议李仲莲、督军署军事参事朱绣、红教喇嘛古浪仓、主管玉树三十六族佛僧拉卜尖贡仓,组成了“赴藏通问特派员”简称“甘肃代表团”。1919年11月24日,该团到达拉萨,在拉萨积极联系西藏上层,并开展针对川藏停战的协商,至1920年4月中旬才离藏返回甘肃。在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分别在1920年1月和2月接见代表团,并在代表团临行之际声明“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民国以来,中央第一次派“代表团”入藏并且获得了成功。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北洋政府派遣甘肃代表团入藏主要是为了重新打通中央与西藏的关系,进一步联络双方的感情,向世界证明西藏的归属权,打击英国势力在拉萨的影响力。查尔斯·贝尔惋惜道“允许中国外交使团前来拉萨。这是自1910年中国军队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也是英藏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 
  二、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政府先后派遣刘曼卿、贡觉仲尼、谢国梁等人为赴藏慰问专使,他们受政府所托,致力于西藏事务。贝尔“1930年,一位驻北京的西藏高级官员札萨在刘曼卿的陪同下抵达拉萨。……他们受南京政府的派遣,带来了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此信包含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汉藏友好关系的建议。达赖喇嘛接见了札萨和刘曼卿,并由他们带去了回信。他们对访问结果表示十分满意。”在当时交通条件和国际形势双重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在进藏后努力创造条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会谈,积极联系接触西藏上层贵族及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汉、满、蒙古族、回、藏、“五族共和”,以及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在他们的努力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感受到国民政府的巨大诚意,同时感到英国对藏居心叵测,就极力转变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宣言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并吐露真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樽俎。”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导致西藏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外有英帝国主义干涉藏事,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又一次呈现危机。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九世班禅以大局为重,放缓了人藏的进程安排,在玉树结古寺继续“奔劳宣化于边塞,忧伤于藏式、国事,心力交瘁”,1937年12月1日(藏历十月二十九日)病逝,享年54岁。国民政府追赠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的封号,并特派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为特使前往致祭。九世班禅的灵柩辗转于多地,最后停灵于势力复杂的西康地区,由于全面抗战国民政府无暇顾及,班禅势力和当地势力酿成了“甘孜事件”,西康与西藏交界又出现兵戎相交的紧张局势。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先后圆寂,就引起国内外对转世灵童的关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更是时刻注意着转世灵童寻访的进程,并积极制定相关寻访事宜的政策。 
  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此令”。国民政府和西藏方面虽然在灵童确认等方面存有分歧,但吴忠信还是做到了维护中央威严、力争国家主权。“国民政府特派中央大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完成了两件具有建树性的历史任务,一是会同热地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重申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并从法律上完备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权的承续,有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二是正式建立了中央驻藏机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从而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与沟通。”热振摄政辞职之前,西藏部分上层谋划“独立”,却也不敢明目张胆。达扎出任摄政,剪除异己,亲英势力逐渐在拉萨占居主导。国民政府内部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和官商勾结,导致军事上全面溃败、溃不成军。西藏当局听闻了国民政府内地遭遇,又受到帝国主义诱惑的当即采取极端行动,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三、小结 
  从晚清川军内讧被驱逐,中央与西藏之间音信断绝。“北洋军阀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制度,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民国成立,少数民族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还遭受军阀、官僚、地主的压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上也是力争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甘肃代表团、刘曼卿、黄慕松、黄忠信等代表中央政府入藏重新打通联系,联络感情,加强交流,明确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又恢复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正常关系。两届政府对维护国家对西藏的主权上,相应采取过向西藏派驻行政长官、建立管理西藏的中央机构(蒙藏局和蒙藏委员会)、主持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转世及坐床典礼、吸纳西藏上层僧俗人士参加国家事务、抑制英美等帝国主义侵略分裂西藏的势力等措施,这些策略没有力挽狂澜地把主权彻底收回来,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国内外势力试图分裂西藏的进程。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10-29 09: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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