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视域下的“足球梦”:一个评论回应

黄 璐

(华北理工大学体育部,河北唐山063009)

摘要:以社会变革、文化记忆、实践操作三个主题框架,将“足球梦”置于“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审视与考察。社会变革旨在释放剩余精力,发现体育、休闲、旅游等崭新的生活和人生价值。足球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是一种历史文化选择的结果。中国足球改革的本质不能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转型,而是新中国体育发展的结构性与历史偶然性协同作用产生的一种体育的现代性断裂。以“中国梦”的文化精神引领“足球梦”,以“足球梦”的改革成就反哺“中国梦”。引进移民归化球员策略在民族认同、社会融入与适应等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应当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关键词:足球改革;社会变革;中国梦;足球梦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 2016)03-006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TY091),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GH151087)。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好评如潮。但专家学者应该发挥在“问题意识”、“敢于发声”等方面的优势,在批判性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足改方案》中若干问题进行冷思考,避免“顶层设计”陷入“难于落地”的境地。《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邀约相关学者专家,对“中国梦”和“足球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讨论,论坛嘉宾在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中思考足球改革发展问题,这种跳出足球看足球的思辨范式转换,打破了“中国梦”和“足球梦”论域的并列关系,将“足球梦”置于“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审视与考察,激发学界更多的思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4号)中明确指出,“鼓励学术争鸣和质疑批判,培育竞争共生的学术生态。”这里针对论坛的部分观点进行评论性回应,以进一步深入讨论某些观点,求教于方家。

1 “足球梦”与社会变革

吴驷置于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呼吁学界关注体育的三个重要功能。第一是体育的外溢效应,实则为文化产业的附加值效应。影视产业、体育产业、文化产业均具有高附加值特征,产业链比较长,环节与分工较为复杂。需要看到的是,不仅体育产业没有处理好附加值问题,中国的影视产业、文化产业也面临产业链开发不足的状况。第二是体育的注意力经济问题,“春晚”这一案例不具有可比性,“春晚”是中国人的“时间约定”,你看或不看,她都在那里。中国还创造了《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人气爆棚的娱乐节目,同样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只能说作为朝阳产业的体育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待深入开发。第三是体育与自由的“在场”关系问题。自由的根本在于“玩耍”和“游戏”,这里的“游戏”显然是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指出的高级“游戏”,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和行为。随着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多,人们普遍趋向于“游戏状态”的价值追索,更多的人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将人生旨趣与职业选择结合起来。运动员选择精英体育这一职业,在不断挑战身体极限和提升运动技能过程中享受竞技体育的乐趣,为行动、名誉、心灵寻求更大范畴的自由价值实现,将作为一门职业、工作的竞技体育做到极致,在本领域取得突出的成绩并享受拼搏的过程。不论在闲暇与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与工作中,游戏人生的姿态与心境化为源动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生。

李睿博士将社会变革视为一种“维稳状态”的延伸,大范围推进社会改革必然对既有社会结构与秩序造成冲击,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如影随形。“维稳”概念偏向于意识形态诉求,盲目地套用概念框架,渲染后革命的氛围,宣扬社会冲突论的基调,不仅无助于社会改革进程中诸多问题的审思和解决,没有发挥新生代知识阶层更为严谨、多元、建设性的智库作用,也不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如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维稳”是让社会变革中的人们转移注意力,或者说释放剩余精力,不要纠结于社会变革可能产生的矛盾与仇恨问题,而要发现体育、健康、休闲、旅游等崭新的生活和人生价值。如果人生拥有为之奋斗的事业,何来剩余精力,体育领域改革正是释放剩余精力的绝佳路径。路云亭教授点评认为,“足球改革是从更加深刻的角度强化维稳,二者并不矛盾,恰恰非常匹配。”吴驷则从体育的社会安全阀功能视角来理解“足球维稳”。如果足球改革是“维稳”的现实需要,那么社会各行各业的改革也能够达到“维稳”的实际效果,也就是释放改革活力,共享发展红利,“维稳”这一概念的挪移就华而不实了。

吴驷提出“组织化再造”这一命题,回应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第三部门”的改革发展问题。“第三部门”也可以理解为广泛分布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股力量,对掣肘政府和市场的垄断性力量,构建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中国正在经历“组织化再造”的转型过程,让社会组织复归社会属性,承接“强政府”力不能及的社会事务,并在实现“中国梦”的首要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在社会组织再造与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的重要性。体育组织(社团)长期依附于政治意志和行政管控,局限于“为国争光”的社会象征和道德实现目标,抑制了体育经济的成长性和社会服务功能。《足改方案》、《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制定实施,将中国足球协会推向了社会组织改革的前台。以“中国梦”的文化精神引领“足球梦”,以“足球梦”的改革成就反哺“中国梦”。中国体育组织的再造与转型问题,涉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问题,突显中国体育发展的特殊性,同时指向国际体育组织善治改革问题,彰显全球体育发展的普适性。

社会变革与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现代性是一对联系紧密的概念形式。足球改革的本质是足改本质根本就不是体育的现代性转型,而是新中国体育发展的结构性与历史偶然性协同作用产生的一种体育的现代性断裂。路云亭教授引出“工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体育现代性”、“game”与“sport”、“古典体育”与“现代体育”、“自主性”与“强制性”、“传统体育”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等一揽子比较性概念。深究来说,古典体育、旧体育指什么?不做严肃的概念阐释则无从揣摩。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你不问我文化是什么的时候,我还知道文化是什么;你问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现代性”、“自由”、“民主”、“文化”、“治理”等广泛使用的概念,反而更需要严肃严谨的界定,现在全世界国家在说“民主”,而事实上中国的民主同样离不开人民的选举、权力的监督和公民的参与,体现了民主的特殊性,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也算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如果将现代性视为一系列标准化、技术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全球协同发展进程,中国开放社会的坚定立场和融人国际社会的诸多努力,技术转型升级和城市化、信息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都能在物质文明层面上体现出现代性的一些特征。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传统文化转型的阵痛或断裂这一事实,证明与现代性的内在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置换为“足球梦”这一命题同样适用,从什么范畴、什么层次、什么语境理解社会变革与“足球梦”的关系,明确基本概念的所指和能指,决定了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和广泛共识。

2“足球梦”与文化记忆

[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 孙科博士关于“足球统治一切”的诘问让人掩卷沉思。谈足球发展的普遍性就无法回避美国这一特例,这是一种历史文化选择的结果。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资中筠指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并不代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北美洲的开拓者大部分来自英国移民群体,一方面开拓者特立独行的品质要求创造独特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开拓者拒绝做文化意义上的依附主义。开拓者不仅需要一片安身立命的土地,更需要一个心灵的居所。从早期的“没有代表就不纳税”问题,到美国独立战争后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和国家独立性之诉求,美国一直在探索建立区别于英国宗主国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文化,在文化记忆方面努力实现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寄托情感和安放心灵的文化实体概念。美国一方面排斥流行于英国的板球和英式足球,另一方面借鉴“他者”体育文化努力塑造自身的文化特性,通过当代体育神话与英雄主义建构,完成塑造民族文化认同的使命。从建国早期的国家娱乐形式——棒球运动,到当下的新型神话建筑——美式橄榄球,更多的是一个当代体育神话构成体系,篮球、冰球、拳击、街舞(嘻哈文化)等单项运动发展也纳入到这个文化网格化的神话体系中。从美式橄榄球与英式橄榄球的历史区隔,美职篮竞赛规则与国际篮联竞赛规则存在的较大差异……种种案例说明,美国体育制度和文化特性的形成是历史文化选择的结果。

置于五彩斑斓的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诸如美国的橄榄球文化、英格兰的足球文化、印度的板球文化、中国的武术文化等,这是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历史与现代化冲突(或断裂)的文化选择结果。美国文化特性恰恰在于它没有卷入摧毁一切民族力量的现代性进程,而是很大程度上参与创造了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当代神话。美国体育的发展成就和文化特性不屑于英式足球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中日韩、西亚、东南亚国家体育先后卷入体育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民族体育文化日渐衰落,现代足球运动大行其道,这是后殖民时代发展中国家依附性发展共同面临的文化道路选择问题。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现代国家如何去界定与建构民族文化的性格特质,或者说如何在建构民族与地方(家乡)的文化记忆中再现这种文化特质。

这里引入科幻电影《遗落战境》中的一个“文化记忆”场景,希望能形象表达体育的文化记忆生成的重要意义。克隆人杰克操作巡视机飞越了曾经气势恢宏、万众瞩目的NFL(全美职业橄榄球联赛)超级碗赛场上空,椭圆形超级碗赛场中央涌现巨大的水坑,凋零和风化的景象沦为人类主体性退场的又一曲挽歌。由自大的人类创造出的人工智能体系“西塔”全面掌控了人类现实世界,批量生产的克隆人以清除人类残余力量为己任,苟延残喘的人类深信克隆人体系中“先知力量”的存在,期待克隆人“先知”的启幕,或者说记忆断片的“重现”与“激活”,带领他们摧毁“西塔”体系,回到往昔的地球和失落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体育( Sports)无疑是彰显人类主体性存在的表现形式,克隆人杰克在超级碗赛场找到了失去的记忆,激动人心的比赛场景历历在目,“我看过那场比赛,就是在这里,最后的超级碗……比赛就要结束了,还有一线希望……”当人类保留体育博物馆成为一种奢侈,类似于古罗马斗兽场这一历史文化景观便承担起唤醒克隆人杰克“文化记忆”和“先知力量”的责任,找回被“西塔”掩埋的真相。这是人类自由意志和主体性地位的宣示,也是彰显美国民族特性的美式橄榄球文化记忆的表达。

路云亭教授将中国足球积弱的病灶指向了“文化基因论”,中国人擅长隐士型项目,正如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关门修炼与避世情结,造就了中国在团队合作项目上衰败的事实。建国以后就是全国延安化,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都是延安时期的强势项目,这就是“文化基因论”的潜在作用。以竞技体育一般常理来看,“文化基因论”不攻自破。美国近7届夏季奥运会获得270枚金牌,其中游泳大项(包括跳水和花样游泳分项)获得93枚金牌,金牌贡献率高达三分之一,游泳大项同样是室内封闭性的运动项目。延安时期有没有普及开展跳水项目。乒乓球双打、羽毛球双打、跳水双人、体操团体项目一直是中国奥运优势项目;中国花样游泳团体、射箭团体等单项是奥运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中国夺得北京奥运会赛艇项目女子四人双桨冠军;中国在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创造的历史性突破,恰恰是在男子4×lOOm接力项目上,美国在该项决赛中交接棒犯规被取消比赛成绩,能否说明美国队丧失了团队精神?中国非奥运项目——竞技健美操比赛的三人操、集体五人操(原六人操)等团体项目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及2015年强势崛起的中国女排、中国男篮……种种例证不胜枚举。

“文化基因论”的华而不实,也让我们反思学术对话形式的思辨逻辑问题。由于实践现象林林总总,总能找到自己偏爱的例证,这种信手拈来符合自我观点精神的对话方式,不是学术对话呈现深邃思想、触发想象力的应有姿态。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期间,圈内一位知名编审与笔者“打赌”,指出苏炳添进不了男子100m决赛,中国队在交接棒完美发挥的前提下获得男子4×100m接力项目铜牌,而最终的比赛结果是,苏炳添并列第8名进入决赛,中国队摘得男子4×100m接力项目银牌。赛场上的“运气”无处不在,科学预测只能依据运动训练学的内在规律来评估可能达到的比赛成绩,而对于比赛中运气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国队被罚成绩无效)、对手的竞技发挥问题等来自竞争者的外部环境变化是无法判断的,这是竞技体育彰显人类主体性存在的基本特征。如果作为人类主体性存在形式可以预测,那么竞技体育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光泽。也就是说,预测比赛名次是一种博彩心理,而不是科学预测。同理,这种追求外在形式,而不是建立在竞技体育的内在规律和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则范畴内的想象性观点,是缺乏立论基础的。例如一元训练理论的辩证立论过程援引大量符合自我意志的形式化概念解说,这种立论套路与“文化基因论”一样,形式大于内容,宏观长于细微,概念“连环套”优于训练实践,风格化的自我阐释高于科学依据,“自圆其说”代替辩证逻辑。“文化基因论”作为启发思路必不可少,作为立论模式越少越好。

3“足球梦”与实践操作

路云亭教授从体育概念的“三分法”切入,认为这“三座大山”人为地割裂了体育的自然本性,足球改革就是要解构这种体育分类的壁垒,唤醒体育的自然属性,使其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体育概念的“三分法”是指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类型划分,一直处于无法撼动的实践地位,体育概念的“三分法”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和学理的拷问。尽管我们在实践中信奉不讨论,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里面也许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智慧,但也许有一种争论也争论不清楚,不如先这么混下去再说的玩世不恭在里面,任何做概念上的和规范性总结的企图都必定无效,但我们的确可以指出许多名与实之间的错位。体育概念的“三分法”对于倾向于更好地开展体育全面工作而言,也是一个基于实践操作性语境中的概念体系,也就是程志理编审所说的“达成性思路”问题。足球改革并不是要解构“三分法”,而是要强化“三分法”的可操作性和可达成性,接地气,有抓手,明重点,分类推进全方位的足球改革工作。《足改方案》政策内容框架分为职业足球、校园足球、社会足球、精英足球几大部分,这是典型的体育概念“三分法”的实践形态,其中竞技体育概念依据实践目标指向,分化为职业足球(职业体育市场层面)和精英足球(国家代表队层面)实践领域。

相比于职业足球的商业价值、校园足球的健康价值、社会足球的公益价值,精英足球的崛起极具象征性意义。国家队萎靡的竞技表现与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驰骋亚冠赛场形成鲜明对比,如何将职业足球的上升态势转换为精英足球的竞技优势,或者说如何在操作性层面上实现“足球梦”的核心要素,即代表一个国家足球最高发展水平的国家队成绩的表征意义。从功利性的角度而言,全球体育的移民归化趋势不可阻挡,一些学者、官员也提出过移民归化球员的设想,这种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国家队比赛成绩的做法无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从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角度,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建立了球员移民双边网络,阿尔及利亚在国家足球发展环境和整体竞技水平、训练体制对提升国家队竞技水平的贡献程度等方面处于较低层次,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上的归化球员高达17人,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赛上的归化球员达到14人(全部来自法国),借助承认“双重国籍”的优势,引进归化球员打造强大的“法国二队”。这种便捷且功利的移民归化模式,说明阿尔及利亚国家队成绩的提高与运动技能学习、国家足球发展体制机制、青训培养体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新加坡籍学者Ja-son Phan指出,国家应当追求社会系统的卓越,充分利用国家制度和社会系统的优势,培养自己的公民在某些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不是靠归化球员这种功利的方式来塑造国家的荣誉。移民归化球员策略在国籍政策、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融入与适应等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应当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上全面思考,权衡利弊;在实践可操行性问题上认真研究,慎重决策。

路云亭教授从“中国梦”的实践高度,结合社会大环境大背景指出了校园足球改革与应试教育、高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高考如果能向足球让步的话,绝对是中国人的一大进步!现在的高考是绞肉机,完全健康的孩子经过十几年完全变成废品”。第一,不能否认高考制度的历史性以及在教育公平意义上客观存在的某种合理性。目前在社会各行各业做出突出成绩的一批人,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初期参加高考的一代人,高考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发展平台,也是一种苦尽甘来、人生逆转的历史性机遇,不能抹掉高考制度塑造的这一代人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第二,现在的高考制度面临社会道德诚信的两难困境,是一种促进教育公平且不得已的最佳选择,如果照搬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完全放开院校自主招生,道德崩溃的风险和招生混乱的局面是唯一能够预判的结果。或许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高考制度,而在于教育教学主体的创造性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足球梦”不能以“顶层设计”的名义突出制度设计的某种特殊性,更不能脱离[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中国梦”的现实性、客观性和内在要求。

王晋教授认为引入私人投资是发展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关键,路云亭教授回应认为彻底允许私人投资和私人管理介入,资本流动将催生真正意义上的足球经济,这是与会者共同寄予中国足球的美好期盼,也传达了“足球梦”与“中国梦”的论坛主题。期盼与现实的割裂状况引发了更多忧虑,在足球改革与社会变革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下,仍有部分人信奉中超联赛是公共产品,或者保守来说是准公共产品,将足球联赛产权与公共产品供给联系起来,无视中超联赛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所表现出来的私营性和公司化特征,作为公益性社团组织继续存在的声音也从未消停。一部分学者无视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潮流,仍在借助一些“优先股”、“黄金股”、“政府产权”等概念,维护利益集团“一票否决”权力的正当性,为既得利益集团对中超联赛“超控制权”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舆论支持。相对于利益集团可预见的阻碍改革的行为,一些学者参与互动和辩护的行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足改方案》第11条“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中指出,“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人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中超联赛的属性是公益组织、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足改方案》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鼓励当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人股这一国家政策导向,是否会成为利益集团为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为和“超控制权”主导收益分配机制的“护身符”,将联赛产权问题重新拉回到归属模糊的境地,势必阻碍中国职业足球的改革发展进程,这是改革行动派担心的问题,也是亟待我们深入论证的理论命题。正如学术工作坊综述论文的结束语指出,“道路坎坷,我们需要在圆梦的路上耐心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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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6 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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