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

王 超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循证矫正模式以监禁矫正效能的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我国S监狱196名罪犯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监禁矫正总体效能偏低;矫正效能五个维度结构中,仍以教育矫正和劳动矫正为主,管理矫正和刑罚执行效能偏低,心理矫正地位并不突出,这种结构不利于实现矫正效能;我国的监禁矫正措施对预防重新犯罪来说,矫正再犯并不比矫正初犯更有效;监禁矫正效能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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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监禁矫正;矫正效能;实证检验;人身危险性;负相关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4)12-0172-10

收稿日期:2014-09-24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 net) 2014年10月31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王超(1976 -),男,满族,河北雄县人,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

监禁矫正是世界刑罚体系中的主要行刑模式。监禁矫正效能是监禁矫正追求的目标。1974年,美国学者马丁森(R.Martinson)发表了题为《是否有效?关于监狱改革的问题与答案》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矫正对减少重新犯罪没有明显效果即“矫正无效”的结论,成为震撼矫正界的著名的“马丁森炸弹”(Martinson´s Bombshell)。此后,关于矫正是否有效的问题引起了强烈的争论。西方国家对此进行了许多研究,1996年,马里兰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系的谢尔曼(Lawrence W. Sherman)等人开展了各类犯罪预防项目的综合性效果评估。随后,循证矫正模式被提倡并广为推开。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重新犯罪率也逐年走高,法学界经过研究逐渐认识到,我国的重新犯罪率已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新犯罪率越来越接近。预计我国刑释人员重新犯罪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总量波动上升,高位持续振荡的发展态势。重新犯罪率的不断攀升,对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提出了严峻挑战。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刑罚的矫正效能问题,陈兴良教授认为“如果刑罚是无效果的、可替代的、太昂贵的,这时则不应施用。”邱兴隆教授提出:“将有效性作为对刑罚的要求之一,既可以给刑罚的创制与发动指明大致的方向,避免制刑与动刑的盲目性,又可以避免无效之刑,防止刑罚浪费”。翟中东教授在其专著《国际视域下的重新犯罪防治政策》中专章阐述了国际社会中各个矫正罪犯项目的有效性问题,并提出了我国监狱矫正罪犯面临的基本问题:我国矫正中的“三手段”是否还能有效控制重新犯罪?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矫正手段是否存在低效问题甚至无效问题?近年来,司法部也在不断推进旨在提升矫正效能的监狱制度改革,特别是教育矫正制度的创新渐与国际并轨。2012年,司法部主导的循证矫正实践模式在监狱矫正系统全面推行,使得我国监禁矫正效能现状的综合评估更为迫切。而对我国矫正效能的科学量化评估仍十分匮乏,针对矫正措施的系统评估还尚未展开。本文结合当前监禁矫正形势需求,通过对我国S监狱196名罪犯的抽样调查与访谈分析,运用SPSS21.O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我国监禁矫正效能问题进行些许探索。

一、我国监禁矫正效能的界定与评估标准

分析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问题,首先要对监禁矫正效能进行界定,并根据我国矫正需求、依据科学标准进行有效评估。

(一)监禁矫正效能的界定

矫正是当今各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刑罚执行活动的一个集合概念。根据美国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的观点,矫正是指“法定有权对被判有罪者进行监禁或监控机构及其所实施的各种处遇措施”‘引。这些矫正措施包括监禁隔离、教育感化、心理治疗和行为规训等。从这个定义来看,矫正实际上指现代刑罚执行制度。我国学者认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或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加以矫正(在监控的条件下矫治或改善),并促进或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矫正分为社区矫正和监禁矫正两种。监禁矫正是指将罪犯监禁在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等机构内进行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监禁矫正效能是指在监禁刑罚执行过程中,各种刑罚执行措施作用于服刑人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同设置监禁刑所要达到的目的的乘积。它主要指监禁矫正取得的效果,即其内在有效性,是矫正的内在结构与功能协调和完善的结果。监禁矫正效能不仅包含矫正的功能,更强调了矫正的结构对实现刑罚目的的作用。与效率相比,它更强调矫正的实际效果和矫正的目的。矫正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罪犯改正不良心理与行为恶习,促使罪犯重新复归社会。我国监狱法表述为“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可看作是我国监禁矫正的主要目的。监禁矫正效能主要是从监禁矫正措施角度探究具体行刑实现效果,借用一个医学词汇来解释就是指矫正的疗效,即对不同罪犯所开处方(矫正措施)的药效。

(二)监禁矫正效能的评估标准

监禁矫正效能的评估标准问题,即以什么标准来评价监狱矫正罪犯的程度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监狱行刑效能的高低通常只采用一个标准,即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后一定时期内重新犯罪的人数与该时期刑满释放人员总数之比,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重新犯罪率。重新犯罪率是一个受多重要素影响的复合性概念,它仅仅是评价监狱行刑改造的一个侧面或一个标准,而绝非其全部或唯一标准。近年来,司法部监狱管理局针对罪犯矫正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矫正质量的四个层次:合格、基本合格、较差、危险,并提出矫正质量标准的六方面内容:一是认罪悔罪、二是遵纪守法、三是服从管教、四是认真学习、五是积极劳动、六是心理健康。虽然罪犯的重新犯罪率是最常用和最被法学界接受的评价指标,但是其缺陷亦十分明显,除前面提到的“不全面、不客观”外,最大的缺陷还在于对监狱矫正工作的否定。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将罪犯重新犯罪作为监禁矫正效能的评价标准,我们还应结合罪犯在矫正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来进行综合评价。显然,将罪犯素质的正负变化作为矫正效能评估的参考标准之一是值得借鉴的。监狱矫正罪犯主要是提高罪犯的现实素质。罪犯最欠缺的素质就是罪犯最需要获得或提高的素质。罪犯素质的变化应当包括以下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心理素质、行为习惯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因此,本研究采用的评估标准是监禁矫正措施在预防罪犯重新犯罪方面所产生的罪犯心理和行为等多方面素质的改善状况。本文的实证研究中的调查问卷也采用此标准设置题项。

二、我国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基础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S监狱196名罪犯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计算,采用描述统计、频率统计、聚类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一)初始问卷编制与形成

第一,通过对监禁矫正效能的理论进行研究,从中分析出监禁矫正效能的主要评估指标,结合这些指标,分别设计相关条目。第二,对部分罪犯进行了监禁矫正效能的深度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共访谈罪犯10余名。含有不同类型的罪犯,但没有包括女性罪犯和未成年罪犯。访谈采用个人访谈和小组座谈的方式,由研究者亲自实施访谈。开放式问题包括“谈谈你对矫正的认识”,“你认为哪些矫正措施对自己最有效果”等10个问题。第三,进行项目分析,筛选出适合监禁矫正效能测试的60个项目。邀请刑法学博士及监狱干警共同对筛选出的项目进行分析,排除部分不适合的项目15个,最后剩余45个项目编制成《监禁矫正效能初始调查问卷》。第四,在S监狱选取31名成年男性罪犯,采用《监禁矫正效能初始问卷》进行团体测量,并对初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二)问卷因子分析

运用SPSS21.0对初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和因子分析。样本的KMO值为0.755,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值为2422. 263,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抽取因子,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删除共同度低、因子负荷低的项目。辅以碎石图决定因子个数。经过多次探索,最终提取5个维度41个项目。提取5个维度后,共能解释总方差的65.962%。采用IBM SPSS AMOS21.0对测试结果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问卷的拟合优度指标GFI、AGFI、NFI、CFI、IFI均大于0.9.RMR<0.5,RMSEA为0.10,基本达到了确认标准。

对初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后,最终形成了《监禁矫正效能问卷》。通过对196名S监狱的罪犯进行问卷调查,将调查数据输入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量表可靠性分析。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值)是检验数据可靠性的主要依据。本研究中,监禁矫正效能问卷的α系数为0.853。结果表明该量表信度较好,可以接受。

(三)调查问卷计分方式

1.监禁矫正效能评估

监禁矫正效能由罪犯管理效能、教育矫正效能、心理矫正效能、劳动矫正效能和刑罚执行效能等五个维度组成。共有41个题目,每个题目共设4个选项:不清楚、没有效果、效果一般、效果很好,分别计1、2、3、4分。计算出五个维度的各题项得分,相加后计算出每个维度的总分。计算出总分后,将各维度总分除以题项数,计算出各维度的总均分。分值越高,表示监禁矫正效能越好。题目中有反向计分题,在计算时做相应分值转换。

2.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评估

罪犯人身危险性评估由罪犯的个人基本情况题项构成。主要包括: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捕前职业、家庭来源、现时年龄、初犯年龄、犯罪类型、余刑情况、刑期状况、犯罪次数、减刑次数、矫正表现、不良交友和不当行为等项目。将各项内容分别按危险性程度赋予不同分值,比如文化程度中,将大学以上文化赋值为1;高中赋值为2;初中赋值为3;小学、文盲赋值为4等等。然后将各项得分求和计算出每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分值。总分分数越高,表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计算出每名罪犯的总分后,通过对罪犯人身危险性的频率统计分析,结合罪犯实际情况,可划分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标准:30分以下为较低危险;30分-37分为一般危险;38分-43分为较高危险。

三、我国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1980年,著名犯罪学家威尔逊(James Q.Wilson)在杂志《公共利益》上发表文章,对矫正是否有效的争论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证实矫正是无效的,而在于还没有人证实什么矫正措施是有效的。不能对罪犯矫正一概而论,而应当明确对适当的罪犯采用适当的矫正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对不适当的罪犯采用不适当的矫正计划,就可能会妨碍积极效果的产生。可见对罪犯矫正措施的评估是预测矫正有效的关键。我国监禁矫正措施主要包括管理矫正措施、教育矫正措施、心理矫正措施、劳动矫正措施、刑罚执行措施等方面。本文针对我国监禁矫正的总体效能和各类矫正措施结构效能进行实证分析。

(一)监禁矫正效能综合分析

通过对监禁矫正总效能和各维度效能进行描述统计,可以了解我国监禁矫正效能的综合基本情况,见表1。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监禁矫正的总体效能均值为2.94,低于设定的评分一般效能分值3分,故我国监禁矫正的总体效能偏低。只在教育矫正效能和劳动矫正效能得分上高于一般效能分值,其他矫正效能均低于一般水平。分值最高的是劳动矫正效能均分,分值最低的是刑罚执行效能均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劳动矫正罪犯制度,具有普遍的相对较好的矫正效能。其次,在我国教育矫正制度中,教育矫正是仅次于强制劳动的重要矫正手段之一。教育矫正制度也具有较好的矫正效果。我国长达60多年的矫正实践证明,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具有现实与历史的理性,但却因为在知识社会条件下,改造刑的欠缺与时代的滞后性显尔易见。近年来,罪犯管理和监狱安全被强调到了超常规的水平,监狱过于强调安全,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教育矫正的重要作用,教育在各方面有被弱化的趋向,影响了教育矫正效果的发挥。而心理矫正作为新兴的重要矫正手段之一,虽然其在监狱矫正中的地位被逐步强调,但其在罪犯心理上,还是没有被普遍承认或接受,甚至限于多方面原因而少被普及,成为罪犯难以享受的奢侈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心理矫正功能的发挥。调查结果也显示,24.5%的罪犯认为监狱管理对自己的矫正作用最大;36.3%的罪犯认为监狱的思想教育对自己的矫正作用最大;25.0%的罪犯认为监狱的劳动改造的作用最大;只有14.2%的罪犯认为监狱心理咨询的矫正作用最大。由此可见,监狱矫正罪犯中,教育措施的矫正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的矫正作用,再次是管理的矫正作用,最后才是心理矫正的作用。这也反映出我国监禁矫正效能的基本状况。

(二)监禁矫正效能的聚类分析

通过对监禁矫正总效能和各维度效能进行聚类分析,运用K-均值聚类,可按监禁矫正总效能及各维度效能得分将罪犯分为明显的三类,结果见表2。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按监禁矫正总效能和各维度效能得分将罪犯分为明显的三类:第一类,监禁矫正总效能均分位于中间,其他各维度得分也位于中间,属效能一般类型,共有76人,占调查群体的38.78%。第二类,管理效能得分最高,各题项得分也明显比前两类要高,属于效能较高型,有91人,占调查群体的46.43%。第三类,效能得分最低,各题项得分与第一类相比也偏低,属于效能偏低型,有29人,占调查群体的14.80%。三种类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从总体来看,监禁矫正对近一半的罪犯具有较好的效能,而矫正效能较差的仅占很小一部分;认为矫正较好的罪犯比例远高于矫正较差的罪犯比例。这一结果与前面的矫正效能统计结果基本一致:“聚类分析显示矫正效能较好群体低于研究群体的一半”和“统计结果显示矫正效能低于一般分值”的研究结论一致,从而也显示出该实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三)再犯矫正效能分析

通过对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罪犯矫正效能的统计分析,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矫正效能在罪犯的犯罪次数上的差异,结果见表3。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监禁矫正对不同犯罪次数的罪犯来说,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我国监禁矫正对初犯和再犯的矫正效能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即表明我国的监禁矫正措施对预防重新犯罪并不比预防初次犯罪更有效。通过各项矫正措施对不同犯罪次数的罪犯的矫正效能进行检验,也没有发现任何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可见,我国的监禁矫正措施对预防罪犯再次犯罪并没有特别显著的效果。至少没有看到与初犯的明显差异。这反映出,我国对再犯与初犯的几乎无差别的矫正措施并没有对矫正再犯起到更显著的效果,这也是我国监禁矫正效能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罪犯的访谈和矫正工作实践观察得知,我国监禁矫正中,一般将初犯和再犯混同关押在同一监区进行矫正,在管理模式、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心理咨询和劳动矫正等方面均没有给予再犯特别关注。这种无差别的矫正模式已制约了矫正效能的实现,再犯的矫正难度往往较大,其矫正措施应与初犯不同;同时其还存在较大的矫正风险,比如再犯的人身危险性往往比较高,发生违规违纪的几率也较高,对干警和他犯的威胁较大。

(四)监禁矫正效能的教育模式差异检验

[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 本研究调查了两个不同教育矫正模式的罪犯群体。通过对这两个独立样本的t检验,可以发现监禁矫正效能在矫正模式下的差异,结果见表4。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不同监区教育矫正模式下的罪犯,在监禁矫正总效能得分和教育矫正效能、心理矫正效能、刑罚执行效能等方面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差异达到了0.01和0.001的显著性水平。而在管理效能和劳动矫正效能方面,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不同监区教育矫正模式下的管理方面差异并不太大,劳动矫正方面的差异也不大,而在教育矫正、心理矫正和刑罚执行方面差异很大。在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教育制度相对完善和教育措施相对较好的直属监区的教育矫正和心理矫正效能相对较好,而相对教育资源差一些的生产监区则教育矫正效能要差一些。这表明监狱可以通过改善教育资源的分布,合理调整教育政策、优化教育措施、完善教育制度来实现教育矫正效能的提高。

(五)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矫正效能的关系

1.矫正效能各维度在罪犯人身危险性上的差异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监禁矫正效能的各维度在不同类别罪犯人身危险性(较低危险、一般危险、较高危险)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监禁矫正效能的各维度仅在心理矫正效能维度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F值为3. 046,P值为0.050),在其他各维度上均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这说明监禁矫正对不同人身危险性的罪犯来说,仅在罪犯心理上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对罪犯影响较大;而在其他各方面的效能上,均对不同人身危险性的罪犯没有明显统计学上的差异。这反映出我国的监禁矫正措施的无差别性,即对较高危险性的罪犯和较低危险性的罪犯的几乎无差别的处遇和矫正措施,这一现状恰恰是造成对较高危险罪犯矫正效能不足的根本原因。西方的研究已经证实:1998年Andrews与Bonta提出“矫正有效”的危险原则(The Risk Principle):对罪犯的干预应当与罪犯所具有的危险性相对应。危险越大,干预力度越大;危险越小,干预力度越小。Gary Zajec也认为,通过对罪犯危险与犯罪性需要的评估将干预措施指向高度危险的罪犯。Bourgon与Armstrong提出:有效的矫治原则是:对高度危险罪犯的矫治有效性高于低度危险的罪犯。可见“危险原则:投入高的矫正措施适用危险大的罪犯,反之适用危险小的罪犯”是被较多西方学者和研究证实有效矫正的重要原则,而在我国的矫正实践中却没有给予过多关注。要改善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现状,引入矫正有效的危险原则应为首选措施。

2.罪犯人身危险性与矫正效能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矫正效能各维度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见表5。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监禁矫正效能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51。这说明,我国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相对的监禁矫正效能越偏低。但两者的相关系数并不太高。这反映出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现状,我国对较高人身危险性罪犯的监禁矫正效能偏低,并没有针对较高危险性罪犯制定出更为有效的监禁矫正措施,而是对罪犯采取了相对普遍性的同一化的矫正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监禁矫正效能的发挥。同时,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其矫正难度也就越大,所以矫正效能也就会越差,从而显现出反向相关关系。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与各项矫正措施效能的相关程度来看,其与管理矫正效能、刑罚执行效能和劳动矫正效能均不存在显著相关,而与教育矫正效能和心理矫正效能存在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对其的管理矫正、刑罚执行、劳动矫正效能偏低,但并不显著;而对其的教育矫正和心理矫正效能则显著偏低。

3.罪犯人身危险性与矫正总效能的回归分析

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作为自变量,将监禁矫正总效能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方程预测罪犯人身危险性对矫正总效能的影响程度,结果见表6、表7。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罪犯人身危险性与矫正总效能存在回归关系;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可以解释监禁矫正效能2.3%的变异量。可见,罪犯人身危险性对监禁矫正总效能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可以说非常小,但该回归关系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sig. =0.034)。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得出罪犯人身危险性对矫正总效能影响的回归方程。监禁矫正总效能=138. 777-0.553×人身危险性。这说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分),监禁矫正总效能就下降0. 553个单位(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矫正效能分值是指总分而不是均分;罪犯人身危险性的计分与矫正总效能的计分并不一样,矫正总效能分值要高于罪犯人身危险性分值。因此,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对监禁矫正总效能存在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很大,该影响是负面的,即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导致了矫正总效能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四、监禁矫正效能相关问题讨论

自美国学者马丁森抛出著名的“矫正无效”的“马丁森炸弹”后,矫正效能问题就成为了西方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目前,我国的重新犯罪率也呈现走高趋势,引起了我国学者和公众的颇多关注和较大争议。结合以上对我国监禁矫正效能的实证分析,有必要讨论以下相关问题:

(一)监禁有无矫正罪犯的效能

矫正否定论者认为对罪犯的治疗是无效的,治疗不应当是刑罚机构的一个主要目标。尤以“马丁森炸弹”最为著名。马丁[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森等人的研究结论似乎宣告“矫正无效”时代的到来。这项研究结论成为刑事司法领域中用公平模式取代医学模式的重要理由。自马丁森的报告发表以来,不断增多的研究显示,治疗计划可以积极地转变一些罪犯。如卡伦和金德罗1989年发表文章指出,干预措施能够减少罪犯大约10%-30%的违法行为,一些文献中报告的减少率达到50%-80%。其他一些研究也证实了矫正的有效。晚近以来西方学者在评价治疗效果时,不再笼统地讲治疗是否有效,而是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进行评价,认为一些治疗计划是有效的或者效果比较明显,而另一些治疗计划是无效的或者效果比较微弱。这更符合矫正的现实状况。

那么,矫正在我国监狱工作中是否有效呢?我国学者也在进行着探索和追问。有学者提出监狱矫正效果是一个难以证伪也难以证明为真的难题。骆群博士表示,认为一切罪犯都是可以改造的观点也是片面的,理论上,我们既不能证明所有罪犯能够改造,也不能证明所有罪犯不能够改造。对罪犯的矫正一定要遵循规律,以“人是可以矫正的、不是人人都能矫正的、监狱不可能矫正好所有的人”为指导来开展矫正教育活动。而对矫正是否有效的最科学的证据当属对罪犯进行的实证研究。曾赞教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浙江省乔司监狱、第六监狱、杭州市南郊监狱出监监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质量综合评价系统(RRPI)”抽取2646个有效样本进行罪犯教育改造质量评估统计,结果显示:总体来看,罪犯人监时被评估为低、中低、中、中高、高再犯风险的比率分别约为23. 9%,30.8%,23.5%,15.8%,6.0%,出监时为24.6%,34.2%,24.2%,13.0%,4.0%。据此,经过监狱教育改造,罪犯出监后将会再犯的比率由入监时的21.8%降到17.0%,总体下降4.8%。结果证实我国监狱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矫正干预有效。另外,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我国的监禁矫正措施对46.43%的罪犯具有较高效能。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国监禁矫正具有较大程度的矫正罪犯效能,但总体效能偏低,也存在着矫正无效的情形;对绝大部分初犯来说,矫正还是有效的,因为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效能较好的罪犯类型要远高于效能偏低的罪犯群体类型。但我国监禁矫正总体效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我国目前的监禁矫正对预防再犯是否依然有效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治安形势比较严峻,重新犯罪率在不断上升。2006年底全国在押重新犯罪人员为23万余人,重新犯罪率为14.8%。天津市重新犯罪率1999年为11.7%、2002年为13.1%、2005年为20.6%。北京地区截止到2003年底,重新犯罪人数占押犯总数的20.1%,同期全国押犯中重新犯罪的罪犯所占比重为12.86%。福建省重新犯罪率2000年为10.1%、2001年为10.8%、2002年为11.4%、2003年为11.4%、2004年为13.0%、2005年为13.1%。2007年甘肃某监狱对在押的三年以下短刑犯的调查,该狱服刑两次以上的罪犯占被调查罪犯的23.8%。截至2008年底,上海监狱系统中曾经被判过刑的罪犯在押中所占比例是23.3%。本文的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罪犯的重新犯罪率达到19.90%,接近20%。这一结果与学者的估计比较一致。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国的监禁矫正对预防罪犯重新犯罪就无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第一,尽管我国的重新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毕竟重新犯罪率仍与初次犯罪率存在较大差距。也即罪犯通过监禁矫正,其犯罪次数还是呈明显下降趋势的。第二,根据统计结果,我国监禁矫正对不同犯罪次数罪犯的矫正效能,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表明我国的监禁矫正措施对预防再犯来说,并不比初犯更有效,但这并不能说明无效。这说明我国亟待探索针对再犯的特殊矫正措施,仅靠现有矫正措施较难实现预防再犯功能。这可能成为影响重新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呈现负相关关系,特别是教育矫正效能和心理矫正效能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其教育矫正和心理矫正的难度也就越大,相应的矫正效能也就越差,但相关系数并不太大。矫正效能在提升与罪犯人身危险性的相关程度方面有较大改进空间。在降低罪犯的重新犯罪率方面,提升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针对性较强的矫正措施颇为必要,比如研发预测罪犯人身危险性的精准评估工具,针对较高危险罪犯采用矫正效能较好的认知行为矫正项目,等等。

(三)我国的哪些监禁矫正措施更为有效

罪犯的监禁矫正措施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系统。监禁矫正措施主要包括管理矫正措施、教育矫正措施、心理矫正措施、劳动矫正措施和刑罚执行措施等类型。管理矫正措施主要包括军事化管理、封闭管理、严格规范管理、日常监控、罪犯互监小组、奖惩处遇如禁闭处分、百分考核、内务卫生等方面。教育矫正措施主要包括罪犯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即通常所说的“三课”教育;其中思想教育又包括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教育等内容;还包括其他辅助教育措施。我国对罪犯的心理矫治,包括心理诊断、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矫治评估。劳动矫正措施包括劳动技能培训、劳动技术教育和就业岗位技能训练等相关内容。刑罚执行措施主要指对罪犯的减刑、假释等相关内容。本文也是从这五个类型矫正措施对监禁矫正效能进行实证分析的。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中教育矫正和劳动矫正措施的矫正效能较好,管理矫正和刑罚执行措施的矫正效能偏低,心理矫正效能一般。可见,我国的五类监禁矫正措施的矫正效能并不均等,存在较大差异,但却基本符合我国以教育和劳动矫正为主的国情,而心理矫正效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如何改善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现状

如何提高监禁矫正效能是一道世界难题。西方国家对监禁矫正效能的失望驱使人们寻求更为有效的刑罚措施,于是社区矫正措施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我国的社区矫正已推行十年有余,矫正效能也远好于监禁矫正,重新犯罪率远低于监禁矫正罪犯。截止到2012年9月,各地已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93.2万人,解除矫正51.2万人,已解除矫正人员中,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为0.21%,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可见,行刑社会化已在我国初见成效。那么,这是否成为监禁矫正弱效的无奈选择呢?监禁矫正应走向何方呢?监禁矫正效能是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是否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实现矫正效能的较大提升呢?这些问题均非本文能够解决,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证据支持。

西方国家广为接受并深度开展的循证矫正项目就是对原有矫正效能不满后提出的探索性方案。另外,西方国家在对矫正效能的探索中,发现提高矫正机构有效性的最佳途径是,引入可竞争性或市场竞争。这种做法已经有限地运用到监狱系统中了。美国的私人监狱似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监禁矫正来说,是否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或者说必须要走的一步棋呢?从监狱现状来看,恐怕还并非如此。监狱系统的封闭性和官僚特性似乎已经限定了监狱的职能,很难完全私营化,竞争也并不容易做到。如果完全将监狱变成一个营利的生产工厂,恐怕普通公众也很难接受。所以提高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还必须从监狱内部着手,特别是吸收国外证实矫正有效的原则,实行罪犯个案矫正、循证矫正和罪犯重返社会矫正模式。我国目前能够做到的仍是提高罪犯的教育矫正质量,尽管教育矫正所占权重也比较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充分重视心理矫正的作用,从而提高其矫正效能应是一条可靠的途径,毕竟当下心理矫正已成为矫正工作的第四种有效矫正手段。刑罚执行特别是减刑制度在我国矫正中所起的激励作用不可低估,短时期仍无法替代或取消。如何处理好减刑与矫正效能的关系仍是一个时代难题。这还需要刑法学家与矫正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结语

本文实证研究了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监禁矫正总体效能偏低;我国并没有针对再犯的特别矫正措施;监禁矫正效能仅与罪犯人身危险性存在负向弱相关关系。而提升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成为当务之急,这要从研发罪犯人身危险性预测工具,提高针对性矫正措施等方面人手。社区矫正措施的扩大适用,则是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开放性刑罚矫正方式。本文仅为我国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的初步探索,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样本选取较为单一、难以避免罪犯的不诚实回答等等,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行克服或补足。

(全文共16,568字)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0-06 12: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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