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之法律防治对策研究

张继红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时有发生,深刻影响了高校的和谐、稳定发展。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现有防治对策存在单一化、被动化、规范化程度低、实效性差等缺陷。随着群体性事件法律化解机制的研究日益完善,依法治校进程的推进,从法律角度探析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对策也必将取得实效。高校应转变管理观念和模式,畅通学生利益表达机制,重视高校行政信息公开,完善学生多元化权利救济途径,有效化解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构建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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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4)03 -0110 -09

一、研究之缘起

近年来,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并在数量上有增多的趋势,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是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内部纠纷集中爆发的后果和体现。受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其诱因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由于与网络等新媒体紧密结合,其辐射效应不断扩大,治理难度也不断加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和高校的和谐、稳定发展,对社会稳定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高校在防治学生群体性事件时,其化解机制存在单一化、被动化、规范化程度低、实效性差等问题。目前,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法学界远逊于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因此,部分法学学者已经着力在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化解机制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在依法治校方针影响下,将群体性事件的法律防治对策相关成果移植到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防治过程中,从法律角度探讨有效化解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四类: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和社会纠纷。其中,维权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约占全国群体性事件的80%以上。总之,群体性事件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现阶段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并不企图用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力的再分配]。而群体性事件中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可视作社会的“解压装置”和“降压阀门”。正如社会学家科塞所讲,在“开放的社会里,冲突的目标在于消解对抗者之间的紧张,它可以具有稳定和整合的功能。由于允许对抗的要求直接和立刻表达出来,这样的社会系统能够通过消除不满的原因重新调整他们的社会结构”。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高校校园内的、未经依法组织或批准的、以在校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较大规模的聚集示威、罢餐罢课甚至冲击学校机构、阻碍校内交通等各类破坏高校正常教学和管理秩序的集群性行动。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作为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是大学生表达集体性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体现。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诱发的原因为国内外影响或高校管理方面,是学生集群违反校园规范、扰乱高校秩序的事件;它同样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主要危及高校安全及稳定,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具有如下特点:参与主体主要是在校大学生;主体思想不完全成熟因而使其具有不稳定性;诱因具有错综复杂性;目的确定性(主要是维权和泄愤两类目的);短暂性(学生的利益诉求满足后群体马上消散);人民内部矛盾性;辐射快、联动效应明显而呈现地域的不确定性和事件发展的可变异性;社会影响广泛。从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类型来看,主要可归结为两大类,即利益型和泄愤型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其中尤以利益型(即维权型)为主要类型。以往当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爆发时,我们只是强调“维稳”且视学生群体性事件为高校稳定的绊脚石。然而,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只有经由变革才能维续安全和稳定,而如果一味强调稳定,拒绝推进变革和发展则会导致停滞、衰败、不安全和社会分裂。因此,我们不应再视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为猛虎而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而应将其看作是学生群体性利益诉求的表达,是高校稳定的“安全阀”,是推进高校改革和发展的必要调整和改变的契机:通过群体性事件准确掌握学生最迫切的群体性利益诉求,然后改革、完善现有校规校纪,畅通学生利益表达机制,解决学生利益诉求,才有利于高校的良性运转和持久稳定。

二、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防治对策之现状分析

根据教育部“高校安全稳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课题组2007-2008年收集的100余所高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按其诱因所占比例分析排序如下:

五年后,教育部“新形势下高校稳定工作的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组2011-2012年对辽宁省、广东省、天津市和吉林省的19所高校就影响高校稳定因素及诱发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因素调查显示,当前影响高校稳定及诱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受到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新形势下影响高校稳定的因素又具有新特点,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调查显示,影响高校稳定的因素及诱发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按调查所占比例排序如下:

从上述2007-2012年五年间涉及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及影响高校安全稳定因素方面的两次调查结果可知,高校正处于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呈现如下新趋势:第一,在数量上,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并呈增加的态势;第二,在诱因方面,更加错综复杂,但是尤以学生维权型群体性事件为主;网络等新媒体对高校稳定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越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与校园安全方面的因素而占据第一位,而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及刑事治安案件、涉及高校教改中学生切身利益的因素影响都已退居后位。具体表现为网络跟帖密集、短信群发集中、进而发展到学生的集体游行、甚至罢餐罢课等;第三,在行为方式上,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与新媒体的结合更加紧密,高校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呈快速上升趋势,智能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成为主流表达渠道,近几年尤以微信、微博为学生首选的利益表达方式;由于新媒体的广泛而深刻影响,使得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扩散速度更快、辐射范围更加广。例如,河北省某高校的“撞车门事件”就鲜明体现了网络的快速扩散效应;第四,在社会效果方面,一旦发生学生群体性事件,往往都会对高校的教学秩序、管理秩序和高校的和谐稳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而近年来由于学生群体性事件与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刻地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第五,在参与动机上,目前高校学生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动机仍然没变,是基于青年学生的不成熟心理特征、责任感和从众心理;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高校学生的维权意识也更加觉醒、法治意识更加深化;但对于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学生已经较为理性,持保留态度的较多。

上述新趋势说明,首先,高校仅仅将防治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着力点放在预警机制、防控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显然是不够的,应更多着眼于通过转变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完善高校立法、高校章程等来依法、依规治校,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权利。其次,要关注网络等新媒体对高校稳定的影响。校方要重视利用学校官方微博、BBS等网络平台对校务信息进行有效公开,维护学生的知情权,对网络舆情进行掌控和正向引导。再次,要关注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畅通及有效性。而是否重视校生协商和沟通、高校管理和服务是否人性化(是否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利益表达渠道是否真正有效和畅通成为学生看重的高校应对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方式。最后,完善学生多元化权利救济机制、让学生权利从根本上得以落实。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注重引导大学生的权利意识,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化解群体性事件中学生的盲从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理。综上所述,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高校和社会的稳定,高校应从深层次完善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化解机制,探索防治校生纠纷及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法治路径和对策。

三、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现有防治对策的缺陷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的现状表明,其防治对策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目前,关于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防治对策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构建预防体系、建立预警机制、完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并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建立妥善处置机制、应急机制及善后机制等方面的内容研究。而关于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制方面的研究却是寥寥无几,且不成体系。而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化解机制方面的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主要是法学界开始在诸如,群体性事件的法理思考、宪法思考、行政法思考、群体性事件的刑法立场、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治理模式等方面逐步展开研究。因此,我们对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对策也应实现从敌我关系模式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治理到法治框架下治理的“转型”。

我国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现有防治对策存在如下缺陷,管理理念和模式太过陈旧、防治工作被动化且透明度差、防治对策单一化且规范化程度低、实效性差等问题:

(一)现有防治对策体现的压制型管理理念和模式,不利于和谐校生关系的确立

高校作为授权性行政主体,一直以来沿袭行政机关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其体现的管理理念也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压制型管理理念。受这种管理理念的影响,高校管理惯于运用命令、强制、制裁等手段,以校方权力为本,高校和学生之间只是“我令你从”的关系,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受到重视,“以学生为本”也仅仅是喊喊口号而已。日常教学、生活管理并不重视校生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也无与学生进行协商的程序,而校生协商机制仅仅是个摆设而并未发挥其应有的良性作用;学生代表大会也是走走过场而已,学生并无真正参与民主管理的制度保障;学生会不再是学生利益的表达组织而成为管理学生的组织。在这种单向度的、压制型管理模式下,学生的利益诉求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和解决,然而,学生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却在日益高涨,因而,学生权利主体地位的被漠视、不畅的利益诉求渠道与学生高涨的维权意识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很容易引发校生纠纷,从而诱发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

当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后,这种压制型管理模式的弊端就更加显现。多数高校热衷于校方独一处置机制来治理学生群体性事件,更多地动用行政强制手段或通过行政层级对学生施加压力来打压群体性事件。据上海师范大学某教师在调查中统计,针对“就您所了解的情况看,当前高校群体性事件化解过程中,有哪些人参与”,有67.2%的受访学生选择了“学校管理者独一处理,没有或很少听取学生的意见”。这种压制型管理手段或许短时间内能将学生群体性事件打压下去,实现校园的稳定,然而这种稳定却是一种刚性稳定,尽管迅捷,但学生的利益诉求、校生之间的矛盾却并未得到真正的、根本性解决,因此为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复发埋下了隐患,很难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治理,高校的稳定也难以持久。

(二)现有防治对策透明度差,不利于校生协商沟通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对策透明度较差,不重视校方信息公开,或公开不真实、不及时,无论在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事中还是事后,学生的知情权普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高校和学生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高校校生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是高校校方相对于学生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很多信息例如管理方面的信息由高校一手掌握,学生在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地位。在高校管理过程中,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管理、决策方面的信息往往公开程度不够,如:助学金的发放标准、评优入党的实际操作标准等问题上,对学生的知情权并未给予充分尊重,很多学校都是草草走个过场了事,导致很多学生积怨颇多,容易激化校生矛盾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当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高校更是要么不公开、要么公开不及时或不真实或“过滤公开”或者学生迫切想要知悉的事件处置过程、处置方案等信息根本就不公开,导致谣言满天飞,舆情方向完全失控,使得学生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升级和恶化。在对群体性事件的善后处置过程中,对处置过程、处置执行方案、高校整改方案、学生利益诉求的解决等信息捂盖子、封锁消息导致校方很难得到学生的理解和理性支持,学生群体性事件极易复发。总之,无论事前、事中或事后的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不真实、不及时都会导致更严重的校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校生关系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校生协商、对话,校方的处置方式也很难得到学生的理解和支持,校生之间的矛盾以及学生群体性事件难以得到真正的化解。

(三)现有防治对策规范化程度低,不利于维护学生权利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现有防治对策规范化程度低,导致预防和应对学生群体性事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强、程序性欠缺、对学生权利的保障孱弱、对高校权力依法行使的监督软弱,极易造成对学生权益的侵害,容易导致校生纠纷进而引发学生群体性事件。现有防治对策规范化程度较低,如:一是现有大学章程对于大学与教师、学生的权利、权力及义务关系规定不明确,这与目前学生对自身权益的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各高校的大学章程大多缺乏程序性规定,不利于对学生权益的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大学章程的致命缺陷。二是,为学生提供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校内申诉的程序性规定太过粗陋、可操作性差,导致校内申诉的优点难以发挥,更难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均简称《规定》)中对校内申诉程序安排由各高校自主掌握,缺乏可操作性规定,不利于对学生权利的救济,如,申诉审理方式是书面审理还是当面审理、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召开需要出席的委员比例,教务处、学生处、研究生院等原来参与处分决定的人员,是否需要|旦J避等重要程序内容,《规定》也并未明确。导致实际操作过程很随意,往往倾向于对校方有利的做法而缺乏规范和制度的监督和控制,使得校内申诉的权利救济作用很难发挥。此外,《规定》未规定学申委对学校处分决定的变更权。调查表明,目前学申委50%以上都是维持原处分决定,有的甚至100%维持,使得校内申诉成为“摆设”。《规定》中对教育行政申诉(校外申诉)对高校被申诉行为是否有变更权也并未规定,导致学生在寻求申诉救济时,往往被高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踢皮球,而学生只能寻求救济成本更高的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

(四)现有防治对策实效性差,不利于学生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现有防治对策如,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导致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化解机制很孱弱,不仅不能化解校生纠纷,反而由于对学生的利益诉求漠视、利益诉求反馈机制“等靠拖”等工作方式引起学生极大不满,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大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指高校通过加强校生间的交流、协商、沟通,依法、及时、合理地反馈或解决学生所反映问题的机制,也是高校学生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表达自身诉求,以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机制。对表达权的扼杀是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是导致学生表达权被扼杀的罪魁祸首。很多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表明,当学生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当表达时,他们就可能借助一个偶发事件将长期积累起来而被压抑的利益诉求以比较极端的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达出来。

目前,现有学生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首要问题不是渠道缺乏的问题,而是渠道是否有效和畅通的问题。高校往往存在学生利益诉求的印时性与学校反馈机制的滞后性之间的反差。学生诉求往往与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反映的问题往往很迫切,需要学校及时作出回应和解决。而现有的学生利益表达渠道如,校长或院长信箱、职能部门开放日等,对学生的利益诉求反馈机制或工作机制不健全,导致学生的诉求往往得不到切实的、及时的回应或解决,长久下来导致学生对上述诉求渠道失去信任,往往动辄惯于借助于体制外的自力救济途径谋求利益,如通过集群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来维权。其次,现有表达方式单一化,缺失代表学生利益的各种组织。当前大学生维权意识觉醒,利益诉求的内容也较为丰富,既注重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受教育权的实现,又有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民主权利的维护,而现有学生诉求表达渠道比较单一化,难以应对大量的学生利益诉求。如有的学校只设置所谓的部门信箱、校长信箱或者在学代会召开时集中予以受理、解决学生提出的诉求,这种渠道的单一化直接导致学生利益诉求表达的不畅通,影响了利益诉求表达的效果,容易引发校生矛盾。

四、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公法防治对策

(一)畅通学生利益表达机制,有效化解校生纠纷和学生群体性事件

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高校稳定的出气装置和减震装置。很多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因学生利益受损而起,但最终因处置不当极易转化为校生纠纷并引发群体性事件。现有学生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其实效性和畅通性问题。随着各高校对学生主体地位和学生权益、学生利益诉求的逐步重视,目前已有不少高校在畅通学生利益表达机制,预防校生纠纷和学生群体性事件方面摸索出了宝贵的经验。实践表明,健全并畅通学生利益表达机制,避免管理过程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保证管理工作的合法性,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学生权益不受侵犯,以实现对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治。

畅通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需要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1)尊重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要建立健全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决策机制。《规定》第41条明确规定了学生对于高校民主管理的参与权。学生参与高校民主管理主要通过学生代表大会(学生的权力机构)、不定期的咨询会议制度,使学生对学校的管理和重要决策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评议权。学生只有参与高校管理和决策,与管理者平等地进行沟通,通过不同主张意见的充分自由表达,心平气和、真诚的对话,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学生的不满情绪才会消除,校生矛盾才能化解。(2)要建立网络来访、电话来访、直接来访与校长、书记、院长、处长信箱投诉等多渠道反映机制 (3)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包括对高校工作人员侵害学生权益事件的责任追究和对学生权益侵害发生后不作为行为及迟滞反馈的责任追究。(4)要加强对学生权益工作组织的内部监督,对内部人员定期培训及考核,对制度进行适时的修改和完善。(5)学生参与校规制定是学生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学生参与校规制定过程,提供了一个学生的价值观念与学校管理者价值观念进行对话协商的机会,这种协商使得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价值冲突得以协调,从而减少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直接冲突与对抗。(6)学生代表进入高校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进入高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参与高校内部管理,对高校内部重大事务的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实现学生利益的全方位表达。(7)发挥学生会、学代会等组织的群体诉求表达功能,使学生社团成为校生矛盾的缓冲带,可有效预防学生群体性事件。学代会是学校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学生权力机构,学生会是学校对学生进行行政管理的正式组织,具有半行政性质。这两个组织都能直接地接触到学校管理层,它们应当代表学生利益,充分表达学生诉求。20i。(8)探索建立学代表常任制。学代表常任制是指在学代会闭会期间组建代表团,继续开展代表团活动。学生代表充分履行其职能,通过开展学生代表临时会议、提案追踪、“走进学校职能部门”等活动,搭建学生代表与高校之间的沟通平台,及时解决学生反映的新诉求、新问题,使学代会成为学生表达利益诉求的主渠道。

(二)校方行政信息公开,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高校与学生之间原本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很多和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都被学校垄断而使学生一无所知,形成单向度的压制型管理模式,学生特别被动,然而学生树立民主、权利意识的速度又非常快,维权意识日益高涨,因而对高校校务不公开、不透明的状态十分不满。因此特别需要高校行政信息公开来平衡二者之间的不对等状态。再有,从压制型模式转变为回应型模式的必然要求就是,政府、行政机关要行政信息公开,充分尊重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沟通。对于高校来讲,校生之间的以行政信息公开为桥梁的良性互动和沟通也是预防和处置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一把利器。

教育部2010年公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高校范围内的贯彻实施,也体现了我国教育行政机关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充分重视和贯彻落实。该《办法》规定,高校在开展办学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制作、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公开。高校应当尽快配合该办法形成校内制度,并加强对该办法的推广学习,让教师和学生知晓信息公开的内容和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权利,便于加强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完善高校信息公开的制度和程序保障,拓宽信息公开渠道,推进高校的政务公开,充分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改善校生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消弭学生因高校封锁消息而导致的对抗情绪,让学生心平气和地了解、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从而减少校生纠纷和矛盾,预防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与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相关的信息公开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信息公开,指高校日常管理中的校务公开,有助于改善双方信息不对称状态,能够避免学生的对抗情绪和积怨、有效预防校生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例如,应加强校务公开,加强高校公示制度建设。高校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学生关心的、涉及学生切身利益问题的教育政策执行内容公之于众,让学生全面清楚地了解相关教育政策中自已的权利义务,使学生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在相应部门网站上公示有关学校发展重大事项和关系学生利益的学校管理和决策信息(如评奖、评优的评定标准及过程、学生入团入党程序等),加强校园公示栏建设。第二阶段,是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公开,构建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校方应当充分控制新媒体的主阵地,运用事实破除谣言,掌握信息公开和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充分利用并引导网络舆情化解学生的怨言和集群行动,对群体性事件的公开和及时、正面报道,有利于事态的控制和群体性事件的平息。此外,学生有权全面了解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过程,了解事件处置的执行方案,进而对群体性事件处置进行全面的监督。校方对学生的上述方面的诉求应当通过信息披露来予以满足。第三阶段,是群体性事件的事后信息公开,通过对群体性事件前因后果的充分公开,有劝告、安抚、警示学生的作用,也是对维权学生的一个正面交代,呈现对学生群体性利益诉求的回馈与解决,对安抚广大学生的情绪和心理有关键作用。有助于预防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复发,充分安抚学生情绪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三)完善学生校内申诉等权利救济途径,充分保障学生权益

目前,高校学生合法权益受侵害时的法律救济途径主要有:校内申诉、教育行政申诉(校外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有权利,必有救济。完善高校学生多元化权利救济机制,可有效化解校生纠纷、预防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体法律制度设计如下:

完善学生申诉制度。首先,应完善校内申诉相关教育立法,使得学生校内申诉救济渠道畅通可行,真正发挥学生维权、救济权利的功能。如,拓宽校内申诉受理范围、明确申诉处理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明确规定校内申诉的各项程序等。其次,应完善校内申诉制度与相关学生权益救济制度的衔接。在高校校生纠纷解决方面,校内申诉制度虽有其体现高校自治权等优势,然而它毕竟只是校生纠纷的内部解决机制,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屏障。因此,校内申诉制度与校外其他法律救济制度的衔接对于校生纠纷的解决,及学生权利的保障,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学生对高校的处分不满时,应当首先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起校内申诉。受理学生申诉后,申诉处理委员会如在规定时间内未作任何决定,学生可就该委员会的不作为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申诉。如对教育行政申诉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则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一方面,如果学生对校内申诉的处理结果不服,可分两种情况采取救济措施:(1)如果是对财产权或人身权纠纷方面的申诉处理不服,可以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教育行政申诉的结果不服的,可以针对申诉结果提起行政诉讼,或者直接对学校或教师做出的侵犯其人身权或财产权的行为提起诉讼(实际上是民事诉讼)。(2)对于违纪处分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先在校内申诉,对申诉结果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行政申诉,在穷尽了二级申诉救济手段之后,如果学生还不服,要分两种情形处理:首先,如果是学术方面的争议或学生受到的处分不影响其学生身份的校生纠纷(如学生不服高校基于自身内部的教学管理制度而做出的纪律处分,且这种处分不会改变其学生身份),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应视为终局决定。其次,如果涉及到诸如不予录取、开除学籍、不颁发学位证等影响学生实质性地位的纠纷,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的最终解决。2000年刘燕文诉北大学位诉讼案后,相当多的法院根据《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项的规定,并不直接受理学生有关处分决定的起诉,要求其按照《教育法》第42条第4项的规定先申请行政内的救济途径——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形成申诉、复议前置的惯例做法。总之,校内、校外申诉前置是必要的程序,可以通过穷尽校内行政救济机制,再启动司法救济,既节省救济成本,又利于维护高校自治权、减轻讼累。

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拓宽教育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教育行政复议也是一种较为正式的非诉讼权利救济途径,《行政复议法》已经明确将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相对人申请保护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的情形,纳入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既然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为公务法人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权,因此,高校的行政管理行为理应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如,高校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对学生颁发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由于这些行为涉及学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权,因此,也应纳入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通过对高校的行政管理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更全方位的内部层级监督,同时为学生提供更为全面、正式的行政复议救济。

完善教育行政诉讼制度。教育行政诉讼作为学生权利救济途径,仍存在审查范围的有限性问题。司法审查仍以不干涉高校自治权、保障学生基本权利为原则,这便决定了法院只能审查涉及学[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校生纠纷。但是司法审查介入到何种程度才能既维护大学自治权又确保学生重大权益受侵犯时得到司法救济,这是目前完善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必须考虑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学术水平评判的纠纷、高校内部不涉及学生身份改变的处分、管理行为,为了维护高校自治权,司法救济应当避免介入,而应由高校内部申诉和教育行政申诉、教育仲裁等非诉讼救济途径来予以处理解决。虽然各地法院对于教育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及司法介入的程度并不一致,但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各地法院对侵犯学生受教育权和基本权利,改变其身份的纠纷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加以受理已经形成共识。目前主要是严重侵犯学生基本权利和重大权益、改变其身份的处分决定,如,对学生勒令退学、开除学籍、拒绝颁[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等,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和监督。随着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当拓宽对学生各项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范围,这是全面维护学生权益的必然要求。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0-07 11: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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